書家學人鄭訓佐先生訪談

　　任懷強(以下簡稱筆者)：鄭先生您好！很早就得知你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方面的創(chuàng)獲，您能否談一下其中的感受？

　　鄭訓佐先生(以下簡稱鄭先生)：不敢當，我從高郵湖畔的小縣天長來到孔孟之鄉(xiāng)的山東，深受其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在此耕耘三十余年，略有收獲，僅此而已。

　　筆者：高郵曾誕生過文采詩情藝能德操俱佳的汪曾祺，沒想到鄭先生您出生在與之比鄰的天長縣。鄭先生您不僅是位有口皆碑的學人，也是書壇名家。

　　常誠、賴非兩位先生評價你的書法面貌新意疊出，或隸、或行、或章草，手追心摹，變化從心，總能讓人耳目一新，總而言之，鄭先生您才情高、學養(yǎng)深，高情雅懷只要從筆尖上稍微一抖落，便是灑金擲玉，一片輝煌。那您是怎么看待“新變”的？

　　鄭先生：兩位先生過獎了。三十年來，我堅持在傳統(tǒng)的基礎上追求新變，致力于研究前人“變化”的成功原因。我常常講到“馬蹄式”的前進：書法的新變不同于蟬蛻和羽化。書法無所謂新與舊，所謂從舊質中脫胎換骨，從舊身中蛻化新貌，新的骨肉與傳統(tǒng)還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筆者：鄭先生能否具體談一下？

　　鄭先生：我在行書的學習上，傾心浸淫其中的人物是米芾、文征明和王鐸，他們都是二王嫡傳。我主張追求新變不失舊軌，容納眾美而具自家面目。我也對何紹基、金農等人開創(chuàng)的隸書新貌有濃厚的興趣，我覺得學習他們，不要一味步步規(guī)模，依樣畫瓢，而要致力于從中探尋“所以變”的原因。

　　筆者：鄭先生，聽說近年來，您開始關注近現(xiàn)代出土的秦漢簡帛書，您把簡帛書和漢碑熔鑄在一起，略摻行書筆意，使您的隸書有了一種新的面貌：沉雄中有跳宕，古雅中雜流麗。我還想傾聽您談一下書法家的素養(yǎng)？

　　鄭先生：對于書法家而言，技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書法不能止于技法。書法作為一種文化形態(tài)，植根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里。書法作品打動人，感染人，是因為書家的人格精神、文化品格與書法本體相互輝映：共同熔鑄而成的氣息。

　　筆者：“書者，如也。如其學也，如其才也，總之日如其人也。”在鄭先生您身上，我看到了古典修養(yǎng)、學術造詣和詩人才情相互輝映，發(fā)而為書，自然大雅。鄭先生您你能否談一下您提倡的人文精神？

　　鄭先生：好。我雖受到西方藝術哲學的影響，從來不輕視書法作為視覺藝術的“形式感”，但我更提倡人文精神的弘揚。由生命的感性與文化的理性熔鑄而成的人文精神，對于書法家來說，這是一種宏大的精神境界。落到藝術創(chuàng)作中，又是一種實在美學境界。宏觀的文化背景、人文精神常常是我進行書法批評的出發(fā)點。

　　筆者：正因為如此，鄭先生，我們讀您的文章，能受到震聾發(fā)聵的理論震撼，又有感到會心不遠的心理契合。靳永說，“在這樣的理論家面前，常常連被批評者也首俯心折”。那您是如何看待當下書法現(xiàn)狀的？

　　鄭先生：靳永先生過譽了。當下的書法在告別實用性的同時，又顯示出一種前無古人的繁華。說書法離我們越來越遠，是因為它已基本上從我們的日常書寫中隱退，當下的所謂書寫，因微機的全面介入，已基本蛻變成程序的輸入。因此，除了從商店的牌匾上、書籍的題簽上、藝術展覽上，我們還能領略到書法的風采，在日常生活的其他層面，則已難覓書法的蹤跡。因此有人感嘆：寫作俱佳的作家、學者手跡，向來被視為珠聯(lián)璧合的珍藏，從今以后，這大概要成為歷史的陳跡了。因為作為書寫主體的文化工作者，已逐漸與真正的書寫尤其是書法漸行漸遠了。

　　說書法離我們越來越近，是因為它在告別實用性的同時，又顯示出一種前無古人的繁華，其炙手可熱的境遇甚至可以稱得上“烈火烹油，鮮花著錦”。雖說書法作為幾乎唯一的書寫方式，自古深受重視，如唐代就曾將之列入教育體系，并設有書法教官。但從總體上看，與當今書法顯赫的境遇相比，似不可同日而語。時至今日，高等院校的書法本科專業(yè)已達百十家之多，而書法的碩士點、博士點也為數(shù)不少，乃至有人喟然生憂：如此多的書法專業(yè)人才已不是社會需求所能消化。就職業(yè)化而言，國家、省市皆設有專職畫院，其中集中了一大批數(shù)量可觀的書家。以上現(xiàn)狀說明，國家已對書法這一傳統(tǒng)的藝術門類予以足夠關注，而這一關注則是當代書法事業(yè)能夠踵承前代、與時俱進的最切實保障。事實證明，由此產生的良好的社會效應己逐漸顯露，如國展的舉辦、系列叢書的出版、大型學術研討會的舉行，乃至專業(yè)書法媒體的增多，皆得力于這種前所未有的強化。目前，國內的書法愛好者過億，這一令人咋舌的數(shù)字，也許更能說明，書法作為一門藝術，是如何地深入人心。

　　筆者：就目前而言，無論是書法的普及推廣還是書法賽事的風起云涌，僅從書法作為藝術這一角度而論，似乎隱約地讓人感到一種擔憂。不知鄭先生你如何看待？

　　鄭先生：當代書法繁榮的背后，的確隱伏著讓人們擔憂的一些問題。如體制化。它固然可以使書法創(chuàng)作走向有序，但引領者是否具有導向有序的理性和實力？不容否認，當代書法的引領者中不乏真正的精英人物，如舒同、啟功，如仍活躍書壇的沈鵬，他們以自身的卓越文化品格向世人展示當代書法的至高境界，從而在功能上真正起到了大眾表率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名實不副者，因為某種機遇而身處“領袖群倫”的位置，而自身并不具備一個設計者的素質，這些年，書法界的許多紛爭，即源于這種“領袖之爭”。再如學科化和專業(yè)化將書法定位為自主自為的學科和專業(yè)，并不等于削弱其必需的生長背景，但目前的狀況是，書法專業(yè)被列入藝術門類的同時，也降低了文化標準，乃至高考中出現(xiàn)了“學習不佳學書法”的怪現(xiàn)象。

　　筆者：鄭先生，你能否談具體一下當代書壇存在誤區(qū)嗎？

　　鄭先生：這些年來我一直關注這些問題。

　　如理性精神的失落, 在經歷了經院的洗禮之后，渴望山林的樸野與跌宕；在經歷了理性的約束之后，向往非理性的躁動與迷狂，這是文化史上帶有普遍規(guī)律的現(xiàn)象。綜觀中國文化界的現(xiàn)狀，無疑正面臨著這樣一種歷史的轉換。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淀所形成的各種文化價值正以空前之勢淡化甚至瓦解，隨著社會心態(tài)的變化而滋生的恍惚、散漫的浪潮，卻與日俱增地彌漫于文化界的各個角落。詩人們開始舍棄傳統(tǒng)的理想王國，把更多的筆墨潑向瞬間的感受或潛意識的流動；畫家們更是懷著一種焦慮的心情，在原始藝術或其他藝術門類中尋找靈感爆發(fā)的契機。抽象、扭曲成了時髦的風尚。其表象可謂撲朔迷離，其心態(tài)可謂幽微飄渺，其情致可謂歸趣難求。藝術的豐富于此可見，人們的困惑也由此而生。在這藝術的狂歡時節(jié)，書法界也扮演了狂歡者的角色。舉個例子：王鐸是為當代書家竭力推崇的大師，他既陶醉于藝術的狂歡中，嘗受陌生化的快感，經歷震顫的愉悅，又十分清醒地依戀著傳統(tǒng)的家園。翻開他的作品集，各種臨本琳瑯滿目，真可謂陶冶百家，然后自鑄風貌。因為書法的創(chuàng)新不同于其他藝術，畫家可以模仿自然，作家可以觀照生活，唯獨書法只能基本上以文字為創(chuàng)作的對象，而歷史上的諸多名跡則是師法的最好藍本。因此，書法的反傳統(tǒng)、非理性常常是出入于歷史的藝術回旋，橫越于古今的審美體驗。

　　再如歷史批判中的困惑，隨著藝術實踐和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書法領域的又一個終結時代已經降臨。這是藝術觀念和價值標準都在發(fā)生重大轉折的時期，也是在心態(tài)是最容易陷入焦慮、彷徨的十字路口。游離家園的失落感和拋棄舊壘的沖動欲形成的強大的精神對峙，使人們一方面經歷了世紀末文化凋零的痛楚，另一方面又嘗受到了由新的藝術曙光的感召而產生的興奮。前者表現(xiàn)為一種迫不得已然而又非進行不可的文化批判；后者經過美學的升華，可以轉變?yōu)橐环N新的藝術形態(tài)的建構。無疑，現(xiàn)實賦予的雙重使命，既給當今的藝術家?guī)�來了歷史的榮耀，同時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困惑，而如何面對日漸沉淪的舊傳統(tǒng)和負載這種舊傳統(tǒng)的前輩書家，則成了當前藝術反思中最迫切的帶有中介性的問題。正是意識到這種藝術的嚴峻性，當今的大部分書家和書法理論家，在這個問題上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tài)度。他們一方面把前輩書家當作歷史解剖的對象，進行有理有據(jù)的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另一方面又以沾溉者的身份對之表現(xiàn)出足夠的敬仰，使其藝術光華不至于因人為的扼殺而黯然失色。但不容忽視的是，也有一種不甚健康的潮流正在這種空前的文化批判中扮演著危險的角色。他們不是用歷史的邏輯作為行為的規(guī)約，只是憑個人的情感的好惡進行價值判斷。結果，愛之則捧于青云之上，惡之則抑于深泉之下，許多前輩書家輝煌的歷史在他們輕佻甚至帶有惡意的筆下頃刻間化為虛無。如說沈尹默先生的書法是“二王”的贗品，把啟功先生看作“館閣體”的余孽。凡此種種，輕則違背了歷史的實情，在判斷上出現(xiàn)了嚴重的失誤，重則藝術良心已經泯滅，流為惡意的人身攻擊。對這種不顧藝術規(guī)律的武斷指責，嚴肅的藝術家白會切齒，但對那些于藝術史涉獵不深的人們則會產生判斷上的誤導。

　　但我們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情境去考察前輩書家，更不可用今天的美學標準去苛責他們。要知道，白云蒼狗而世態(tài)萬變，滄海桑田而情隨事遷，殘酷的歷史烽煙常常無情地封鎖往昔的時空，斬斷前后的因緣，以致在今人與前人之間形成巨大的精神鴻溝。這樣，在審視過往的文化現(xiàn)象的時候，很容易脫離具體的文化氛圍，作一廂情愿的描述和判斷，提出一些悖離歷史情境的遐想，認為他們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有的以所謂的“歷史局限性"施舍一點悲天憫人的淺薄的關懷，有的以蠻橫的現(xiàn)實邏輯對已經只能緘默不語者大加指責。所有這些都是價值既定的頤指氣使，而不是體貼入微的歷史對話。殊不知歷史的軌跡是由不同時期的不同風光聯(lián)綴而成的，任何一個藝術家充其量只是其中一時一處的景觀，試圖永葆狀態(tài)，獨領永恒風騷，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把這種幻想強加給前輩書家，更是夢中之夢。其實正如王羲之所說：“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再如被消解的“權威”簡單說幾句西方人曾說人格即風格，中國人也說文如其人，這道破了文化品格與人格之間的淵源。歷史上雖然存在文化品格與人格相謬的情形，但在大體上二者是互相補充并且統(tǒng)一的。對于權威而言，前者的低劣固然不能使其成為文化范式，后者的缺乏也不能引起人們的敬仰。只有二者相輔相成，才能成為一個既目光深邃又良知卓犖的文化精英。所以，權威手中唯一的利劍，應是文化法則、美學定律，而不應是其他的什么。借助于文化以外的力量以頤指氣使、狐假虎威的行為，都不是一個真正的文化權威所應有的。中國自古提倡“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就是對文化精英道德上的具體規(guī)約。目前的書法熱中大有借書法揚名獲利者。有人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有人憑借微妙的政治背景。一些在書壇上頗有影響的人物，為情勢屈，或代為作伐，或代為揄揚，嚴肅的藝術評判變成了無聊的逢場作戲。殊不知，正是在這逢場作戲中，一個文化權威應有的良知己悄悄泯滅，現(xiàn)實的藝術景觀被籠罩上了一層令人悲哀的迷霧。

　　還有走向僵化的“書卷氣” 由于特定的操作方式的限制，現(xiàn)代書家雖生活于當今時空，但精神的翅膀則往往翱翔于古代的氛圍之中，臨古代名帖，寫古人詩詞，發(fā)思古之幽情，可以說，無一不以古為追蹤的對象，這樣，其思維定勢表現(xiàn)出一定的戀古傾向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如果處理得好，與古結緣自然可以增強自身歷史的厚重感，否則，就會與時代格格不入。表現(xiàn)在對書卷氣的理解上，參照系切不可過于局促，反之，一方面會把許多品格非常優(yōu)秀但與既定的審美框架不符的書家書作排斥在外，使歷史變得殘缺不全；另一方面也嚴重地影響創(chuàng)作中博采眾長、厚積薄發(fā)優(yōu)勢的形成。而對于那些以創(chuàng)新為宗旨的書家來說，鐘情于書卷氣非但不會對你的審美開拓齟齬不諧，反而會大有裨益。因為它是文化境界的象征，其功能在于顯示書家人格的深度�，F(xiàn)在一些人對書卷氣采取一種棄置的態(tài)度，同樣也是不明智的舉動，我們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本質的失落。因為書家創(chuàng)作與一般性的書寫最大的區(qū)別就在于藝術境界的營造，而這除了有賴于書卷氣的作用，似乎別無選擇。如果忽略了它，只能與工匠為伍了。現(xiàn)在不少“書家"的作品雖火藥味十足，滿紙硝煙彌漫，但卻缺乏文化的認同感，缺乏一經寓目便徘徊不忍去的魅力，原因正于此。

　　筆者：那么，書家應如何避免這些呢？

　　鄭先生：這又回到了人文精神。與文學創(chuàng)作界相比，當代書壇似乎更需要人文關懷。而人文關懷的重要層面大概不外乎文化和人格。說到文化層面，復雜性無過于書法。首先書法至今仍是古典性格異常凸顯的文化類型，甚至可以說，沒有相關古典文化的修養(yǎng)，很難進入其中。如一般的書法作品仍采用繁體字，書寫的對象多為古典詩詞、聯(lián)語、格言、小品，稱謂、款式也多依古制。即使自書詩詞，也大多為古體。這就需要相關的知識背景。一些書家，往往在這種背景缺失的情況下率爾操觚，以致陷入窘境。

　　書法還是綜合性或者說邊緣性很強的藝術，如與之有直接關聯(lián)的學科就涉及文字學、詩學、哲學等。由此看來，書法雖在傳統(tǒng)上難免“小道”小譏，但實為“大道”。因此，歷史上的許多書法大家絕不是單純以書名世的“藝術孤島”，而是橫絕于人文領域的精英。如李叔同，對文學、佛教、戲曲、音樂皆有涉獵，書法只是其余事耳。今人如饒宗頤先生，涉及的文化領域更是令人咋舌，可謂博通今古，融貫中西。因此，書家雖盤桓于翰墨，但根扎于深廣，這樣方能左右逢源，允稱大雅。書壇上流傳著一些帶有軼事色彩的佳話，其中有一類大概最為膾炙人口，即某某著名書家不以書家自居，甚至別人以此相稱，他大為不悅。而一個具有藝術稟賦的人花上十年、二十年的時間，可以在技法上爐火純青，這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但要在藝術境界上達到可觀的高度卻絕非易事。 古人云“功夫在詩外”，書法最重要的則是邊緣性的文化苦旅。

　　筆者：謝謝鄭先生，能否用幾句話作為我們這次采訪的結束語？

　　鄭先生：好，謝謝你們！唐人張聿詩云：“何處青蘋未，呈祥起遠空”，我們有理由堅信正如青蘋之未可以蔚成風氣，理性的沉思必然會迎來當代書壇真正的人文復歸。

　　(任懷強，詩人，知名書畫評論、策展人)